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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必发88手机客户端 2019-05-25 00:13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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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供应和要求新平衡跃升,大力推进农业要求侧

最近一段时间,随着媒体上供给侧这个词儿的频繁出现,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涝坡镇高家柳沟村村民沈文新一下子明白了好多事,心里的疙瘩算是解开了。

3月7日,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记者会上表示,将大力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好地在“十三五”补上“三农”这块短板。

原来这两年生猪价格一路走低,根本原因在于供大于求。他和乡亲们一再将养殖的生猪减量,是市场调配资源的表现。自身经历让他清醒地认识到,在经济新常态下农业供给侧改革势在必行。他自己投资30多万元建养殖小区,和金锣、六合签订协议,用公司 农户的形式养猪,就是主动寻找新出路,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生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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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农业供给侧问题

供需关系决定销路和价格,这是市场经济基本原理。鱼满塘、谷满仓却并不一定能带来钱包鼓、收入涨。分析、适应、引领、创造需求,针对如何缓解“卖难”,“两会”代表和委员呼吁要着力加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使农产品供给数量充足、品种和质量契合消费者需要,真正形成结构合理、保障有力的农产品有效供给,实现农产品供求由低水平平衡向高水平平衡跃升。

依靠科技进步加强农业供给侧改革,进行结构性调整,要适合消费需要,加强中高端农产品、加工产品的供给,改变当前我国低端农产品过剩且生产效率不高的局面;同时要提高粮食单产以保证粮食总产量的稳定增长;要加强研发新品种,并推广到田间地头。

三量齐增,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我们现在农产品种植太过分散,种多少水稻多少玉米,养多少鱼多少猪,都没有具体规划,一会儿种多了一会儿养少了,这中间存在着问题。”在全国政协委员、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看来,产生这些问题,一方面是宏观经济在变,而行业参与者过于零散,另一方面是行业生产和未来需求数据,在市场条件下的匹配关系没有办法去界定。

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指出,近两三年来中国粮食局面令人困惑,国内粮食产量、进口粮食数量、社会库存总量连续出现了“三量齐增”。究其原因,“一是因为粮食供求的品种结构存在突出矛盾,二是我国粮食生产缺乏价格竞争力。由于各种因素,从2012年底,我国粮食价格持续大幅度高于国际市场。但根据关税配额制度,能够进口到我国市场的三大谷物在数量上是可控的,其总量不会超过我国目前谷物总产量的4%。”陈锡文说。

供给侧改革为破解“三农”问题带来新的活力,无论是农村改革与发展,还是现代农业建设,都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息息相关。

事实上,当前我国粮食市场受进口冲击大的品种,主要是非关税配额管理的品种,如大豆、大麦、高粱、玉米酒糟以及木薯等,作为主要在饲料行业玉米和麸皮的替代品,这些进口产品构成了对我国玉米市场的严重冲击,迫使相应数量的国产玉米失去了市场,不得不进入仓库。这是引发粮食“三量齐增”的另一大原因。

●供给和需求之间缺乏透明数据

“当务之急,是加快推进粮食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的改革,粮食购销中最突出的矛盾是玉米,对玉米实行‘市场定价、价补分离’改革已势在必行。”

“散乱的农业生产模式与市场的需求断层,就是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相对平衡缺乏‘透明数据’,所以只能‘瞎干’。”刘汉元说。

调结构,归根结底要顺应市场规律,“我国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农业就要更加注重效益和质量,符合人们的饮食需求。”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巴南区区委书记李建春表示,“过去为了追求产量,施化肥、用农膜,量增加了,质下降了。我们现在温饱问题解决了,重视粮食的品质和生态环境自然而然提上日程。”

刘汉元认为,生产与需求不匹配就容易出现价格不平稳,难以让农户把握自己的生产,容易造成种植过多,价格提不上去,而真正需求的产品变得少之又少,这样的不平衡直接影响到老百姓的“腰包”鼓不鼓。

把脉开方,下一步将落子何处

今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问题,指出要高度重视加快消化过大的农产品库存量,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以提高农业效益和竞争力。

“农业供给侧改革不是聚焦数量问题,主要是结构和效益问题。”全国政协委员、河北农林科学院副院长王海波说,“调结构不是简单的传统农业结构调整,而是从农业当中开拓一系列高效新兴产业,分流庞大的农民数量。不从农业整体考虑,不调整好大结构,即使全都调整成优质粮食产品,也依然解决不了问题。”

中央农村调研工作小组副组长丁智勇认为,供给侧改革就是从供给这一端来进行改革,与之相对应的则是需求侧,农业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通过自身的努力调整,让农民生产出的产品,在质量和数量上符合消费者的需求,实现产地与消费地的无缝对接。

王海波表示,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农产品加工经营模式,农业提效模式,需要引入企业化的管理机制,真正实现产业化经营和市场化管理,适应市场需求。

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可能会面临农产品供给充裕与市场价格下行的压力,随着对外开放力度不断加大,自由贸易战略的实施,国外竞争力强的农产品还可能更大规模地进入到国内市场,这都要求我国农业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打铁还需自身硬,“农产品种植模式落后,产业化、品牌化程度不高等,是造成‘价低卖难’的主要因素。”全国政协委员、西南大学生物技术学院院长夏庆友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要妥善解决农产品供求结构失衡问题,未来应做精细考虑,“不仅要培育适合当地生态条件的品种,而且在农产品生产和加工过程中还要加入当地的生态文化,这样不仅能生产出有差异化的农产品,而且容易打出市场品牌,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丁智勇认为,供给侧改革的本质是以化解产能过剩为契机,自觉推动经济增长方式从低级向高级转变,总的来说要做到“四个转变”:第一,从资源配置型向资源再生型增长方式转变;第二,从外延扩张型向内涵开发型增长方式转变;第三,从要素驱动型、投资驱动型增长方式向创新驱动型增长方式转变;第四,从资源运营—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增长方式向知识运营增长方式转变。

提高农产品质量和竞争力,农业设施建设是基础。

●智慧农业是“三农”问题的有效药

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安达市劳动转移办公室那辉介绍,黑龙江省提出了“减玉米、稳水稻、增大豆和杂粮、扩果蔬和草蓿”的调整方向,但要支撑调整,亟须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如旱改水工程、建蔬菜大棚等,资金缺口很大。需要加大对农业种植结构调整的扶持力度,以使农业地区的生产条件尽快满足新的农业发展方式的要求。

“假如有一个数据平台,进行更合理的调控和管理,那么‘胡乱生产’的现象就能缓解,利用互联网 的优势,这些数据就能从信息走向农村,成为农业生产的‘指南针’。” 刘汉元说。

那辉建议,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应转向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用于农村的增量、政府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增量要逐年增加。同时,政府要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重大水利工程等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运营,引导和吸引金融资本、工商资本投入农业农村,形成政府投资与社会资本协同投入“三农”的格局。

在刘汉元看来,“智慧农业”是对“三农”问题的对症下药,建立大数据平台能够更好地分析农业资源的现状,实现要素的优化配置,使质量和数量能通过“智慧农业”得以提升。

有了资金,农业经营主体也很关键。“要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还是要倡导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全国人大代表、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认为,传统家家养猪的方式已经基本结束了。“因为规模小的生产效益比不上打工收入,留不住人。我粗略算了算,要养1000头猪,每头猪赚150元,1000头猪就是15万元,15万元的收益,才可能超过一个3口之家的外出务工收益。另一方面,养猪大户规模集中,技术、环境都更加可控、放心,对食品安全也有保障。”

其实,这只是一部分,全国人大代表、民进湖北省委秘书长周建元认为,要依靠科技进步加强农业供给侧改革,进行结构性调整,要适合消费需要,加强中高端农产品、加工产品的供给,改变当前我国低端农产品过剩且生产效率不高的局面,同时要提高粮食单产以保证粮食总产量的稳定增长,要加强科研研发新品种,并推广到田间地头,让农民掌握。

主动调整,念山海经、唱林草戏

现代农业的发展历史是不断创新的过程,而农业科技创新涉及到很多方面,比如政策创新、组织创新、技术创新等等。

对于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而言,粮食的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供给侧改革建立在粮食“十二连增”的基础上,是一场主动的调整,底气十足。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前提下,念好“山海经”、唱好“林草戏”。

“这其中,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也非常重要,在生产、营销领域,物联网、互联网的潜力非常大,通过互联网,就可追溯,可比较好解决假冒的问题,消费者可得到更多保障。”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说。

改革向前推进,但粮食生产依然重任在肩。“一方面要藏粮于地,一方面要藏粮于技。”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说,要集中力量把最基本、最重要的保住,守住“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战略底线。不能把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简单等同于压缩粮食生产,更不能搞运动式调整。一定要创新,比如政策创新、组织创新、技术创新等。

“在淘宝网经营的人也叫新农人,全国大概有200万。新农人有两个特征,第一是秉承互联网理念,第二是实施绿色发展。新农人在供给侧改革中,表现作用非常突出,这200万人中,75%有自己创造的品牌,68%运用了互联网技术,88%用互联网销售了产品,36%与农民或家庭农场有固定的产品营销渠道,这就是典型的引领。”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司长张红宇解释。

“从长远来看,我觉得藏粮于技的根本,首先是生物技术领域,我们学校得到国家创新唯一的一等奖就是玉米。玉米有黑死病,但有一些品种天然有这种抗病基因,杂交研究的新品种产量就可以得到保证,这就是创新。”柯炳生如是说。

●发挥新型经营主体的引领作用

同样是科研战线工作者的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宁波市农业科学研究院院长马荣荣,今年带来了《关于提高粮食生产新型主体的粮食储销能力的建议》。他认为,真正让粮食生产新型主体的内源动力还没有彻底发挥出来,假如把这个内源动力激发出来,才是我国今后粮食安全可以持续保障的关键。在这方面,一定要拉长粮食生产的产业链。国家粮库和民间收购企业的粮库是有限的,真正要解决的是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

在农业部副部长陈晓华看来,对农业而言,供给侧改革的任务是五句话,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去成本、补短板。

马荣荣代表建议,“十三五”期间,国家财政设立专项资金,支持粮食机械研究机构和生产企业研制、生产适合于粮食生产新型主体使用的贮粮筒和粮食加工机械,同时还要在加工、销售环节放宽市场准入条件。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短期的事,有几点要保障:第一,市场,就是让市场在结构性改革中发挥决定主体的作用,实践证明市场的能力是强大的;第二,政策引导,要设计好的政策引导人们特别是农民的生产经营行为自觉地往政策方向走;第三,坚持主体引领,充分发挥新型农村组织的引领作用,通过他们的经营活动,带动农业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 陈晓华说。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地大物博,农产品太过分散,种多少水稻,种多少玉米,养多少鱼,养多少猪,都没有具体的规划,一会儿多一会儿少,最典型的就是猪肉价格。所以,这中间可能存在着什么问题。”全国政协委员、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说,这种散乱的农业生产模式和市场的需求断层,更准确地说是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相对平衡缺乏“透明数据”,所以只能“瞎干”。

张红宇也认为,从农业发展特别是现代农业发展的角度来看,供给侧结构改革就是三大问题:一是着眼于产品,粮、棉、油、糖、茶等要降成本,要提效;二是要着眼于产业,要绿色发展、可持续;三是要着眼于主体,各类新型经营主体,要提升人力资本,实现供给侧结构改革。按照这三大目标,随之而来就有一个路径选择的问题,要构建适应农业现代化发展体系的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

来自基层的全国人大代表黄俊对此颇有同感。湖北省广水市郝店镇的养猪专业户黄俊说:“十几年的养猪经验,我还是被猪周期折腾得提心吊胆。我认为,中国的猪供给根本不过剩,就是与市场需求不契合。”

种粮大户和家庭农场是非常重要的农产品生产者,截至2015年底,我国家庭农场达到87.7万家,经营耕地是1.76亿亩,占整个承包面积13%—14%,因此,家庭农场,包括种养大户,是粮食、油料,包括生猪养殖等基本的农产品供给的生力军。

对此,刘汉元委员认为“智慧农业”是对“三农”问题的对症下药,建立大数据平台能够更好地分析农业资源的现状,利用“互联网 ”的信息优势,又能从供给、生产端入手,实现要素的最优配置,让质量和数量都能通过“智慧农业”得到提升,让“互联网 农业”的新思维成为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的良方。

同时,农民合作社要充分发挥联系农民、服务农民的功能;产业化的龙头企业也要发挥在高端农产品生产方面的引领作用,到2015年为止,我国国家级的龙头企业达到1240多个。

张红宇说,要鼓励新型经营主体在供给侧结构改革中发挥更加突出的作用,第一,政府应该加强宏观形势,特别是对农业农村经济形势的研判,要把农业置于国民经济背景来考虑,把农业置于全球背景来考虑,要考虑宏观形势、国际形势,农产品价格等问题;第二,营造良好的环境,对于新型经营主体的农业,要具有相对宽松的环境,农地,要拿来搞农业,但是不一定是传统农民才可以用,只要在双方愿意的情况下,只要不搞非粮化、非农化,新型的经营主体都可以做农业经营;第三,要有政策的支撑,要推行价格补贴、金融保险、用地用电等一揽子政策,以用来支持新型经营主体进入现代农业,发挥其在供给侧结构改革中的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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